一、妈祖缘说　　

　　我国幅员辽阔，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早在远古时代，东方和南方的居民就已经和大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靠从大海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在茫茫大海中从事渔业活动对先民无疑是一种锻炼，海上作业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开阔了他们的胸怀，使他们具备了勇敢的性格。但人力有时又是脆弱的，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海上作业工具的简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傍海为生的人们经常受到大自然的侵害。人力的不可企及，并不能泯灭人们向往平安的心愿，无可奈何之中，人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平安与幸福托付给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于是海神应运而生了。当我们提到海神的时候，沿海的人们一定能想到“妈祖”这个名字。海上保护神中，妈祖可以说是最重要、流传区域最广的一个名字了。

宗教人物在胶东驻足

　　现存的有关林默的记载中，最早的是南宋人廖鹏飞写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文中记载：“姓林氏，湄州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殁，众为立庙于本屿。”从文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来，妈祖生前曾是一位能预言人祸福的女巫，她死后人们为她立庙祭祀。1257年，仙游县县尉黄岩孙在《仙溪志》中记载：“顺济庙，本湄洲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殁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他也认为妈祖生前是位女巫，而且是位巫术灵验的女巫，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妈祖生前预言人的祸福经常应验，所以她在当地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力，因此她死后人们就把她塑造成神来崇拜，将她幻化成了一位永世长存、永保海上平安的"女神"，并为她立庙祀奉，希望她能继续为当地人服务，还送其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妈祖(南方人对女性长辈的敬称)。以后，妈祖又多次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褒封，小黑山旅游自宋代到清代共受封达28次之多，从"夫人"、"天妃"、"天后"一直到"天后圣母"。妈祖文化也就开始形成，并源源不断地向四周发展。

　　二、妈祖文化的敷衍与传播

　　妈祖成为海神、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信仰并非仅仅依靠女巫的妖术。妈祖信仰或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与很多因素相关。

　　妈祖身上所具备的品质与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相吻合，她的形象迎合了中国百姓的审美要求。妈祖心地善良，勤劳勇敢，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她用这些优秀品质为自己营造出为民众接受可能性。相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站在悬崖边上的她突然听到海上传来了呼救声，她知道一定是有渔船遭遇风暴的袭击了，当机立断点燃了自家的草房，以冲天大火为航标，将于汹涌波涛中迷失方向的渔船引回岸边。在抢救海难的时候她也是奋不顾身，顽强地与大海搏斗。她舍己救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人们，尤其那些从大海中捡回性命的渔民更是对妈祖感激涕零。

　　一千多年以前的一天，深受人们喜爱的妈祖死在了一次海难中。当时天上正下着暴雨，海上狂风大作，妈祖在抢救遇险渔船的时候不幸被台风卷走。人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愿意承认林默死去，而是认为她升仙变成了女神，于是当地的老百姓给她修建了祠堂以纪念神女林默。

　　在她刚去世的时候，她的信仰范围是很小的，因为湄州是个岛屿，与大陆的交通条件不是很好，这点使妈祖的信仰局限在了湄州附近。妈祖仅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小神，信徒也不多，与其他地方神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一尊祈保平安的偶像而已。但平凡之中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妈祖的信徒多数是当地打鱼为生的渔民，这就使妈祖与大海之间建立了一种天然的联系。

　　宣和四年的时候，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途中遇险，有七艘船沉没，只有路允迪的坐船完好无损，原来是船上的人祈祷神明保佑了，有一女神显灵引导他们避开了风浪。路允迪便问女神是何方神圣，其中船上正好有一福建莆田人，他是妈祖的忠实信徒，便告知是妈祖女神相助。路允迪返回朝廷以后专门向皇帝奏明：这次出使幸亏得到海神妈祖的相助。于是第二年朝廷赐庙号“顺济”给圣墩庙。这样妈祖崇拜得到了朝廷的正式承认，使妈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妈祖获得“夫人”称号，由普通的地方小神变成了官定神明。山东长岛旅游这时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从精神上需要借助神灵保佑自己；同时海外贸易可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与航海有关的海神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这时妈祖在众多的海神中还没有形成一枝独秀、天下独尊的地位。

　　绍熙元年(1190年)妈祖的封号升格为“妃”其后名声大燥，地位在也开始上升。这时道教也极力将妈祖敷衍为道教中人，而佛教也重视对妈祖信仰的利用。如此以来，妈祖的地位和神通更高更大了。

　　元朝的时候统治者非常重视海上贸易，海外贸易发达，在中国又形成了许多国际性的港口城市；另外元政府还开通海道实行漕运，这些都为海神妈祖扩大影响提供了重要机遇，因此海神妈祖受到了极大的尊崇。到了元十八年(1281年)元第一次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称号，确立了妈祖在众多海神中至高无上、惟我独尊的地位。应该说元代是妈祖信仰得到重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尤其是漕运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漕运把妈祖文化由南方传播到了北方。由于元政府对海神妈祖的大力推崇，沿海地区出现了崇拜妈祖的热潮，与此相关的妈祖庙在北方各地得到了大量的修建。

　　明代是妈祖信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妈祖女神的职能已经被扩展到了护送朝廷使节和水师方面。其中为大家所熟悉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它到达过南亚、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它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联系，加深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友谊。据说郑和每次出洋以前都要祭祀天妃，而成功返航以后还要再次祭祀妈祖。随着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妈祖崇拜也由国内向海外扩大。妈祖文化由海内向国外的传播的过程中，郑和下西洋的七次航海壮举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清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利用妈祖信仰，这个时期的妈祖信仰中的军事色彩很浓，这可能与清初的福建台湾地区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清朝进入中原以后，激起了很多汉人中的有识之士的反抗，他们组织了众多的反清队伍，坚持抗清斗争。在各地反清力量中，以台湾为根据地的郑成功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清王朝稳定了大陆局势之后，开始集中力量对付盘踞台湾的郑氏。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成功渡海消灭了郑氏，并上奏声称此次行动得到了海神妈祖的支持和帮助。于是康熙皇帝在第二年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照应仁慈太后”，“天后”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这主要是清代统治者想把闽越人对妈祖的崇拜心理加以利用，从而对民众进行精神统治进而维护统治秩序。乾隆三年加封妈祖为“天后圣母”；嘉庆七年册封妈祖为“天上圣母无极元君”，其封号大概再无以复。

　　通过民间渔民、船员、海商和华侨以及官方的上层人物、军事将领等等的传播，又经过了近千年的演化，妈祖文化不仅已经在我国沿海地区广为流传，而且于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也很流行，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传奇人物。全世界的妈祖信徒有约有2亿多，妈祖庙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而普遍：

　　1、莆田地区：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莆田的妈祖庙数以百计，湄洲岛上有近20座。

　　2、福建沿海地区和山区：沿海地区：福州、厦门、泉州、长乐、平潭、福清、晋江、惠安、漳浦、东山、宁德、罗源、霞浦等沿海地区有五、六十座。山区：仙游县10多座，永定县、上杭县、浦城县、安溪县、邵武等山区都有妈祖庙。

　　3、台湾地区：有妈祖庙500多座。

　　4、港澳地区：香港的妈祖庙有50多座。澳门地区：有2座，其中妈祖阁，建于明弘元年(1488年)。澳门(英文：Macao，葡文：macau)，是“阿妈澳”的音译。

　　5、全国各地：广东和海南：有近40座。江浙地区：30多座。山东省威海、营口、秦始皇、青岛、长岛、烟台、蓬莱等地都有妈祖庙。天津天妃宫(1226年创建，是全国三大妈祖庙之一)。北京、湖南、贵州、辽宁、丹东、锦州等地都有妈祖庙。

　　6、世界各地：

　　日本：神户、长崎及很多岛上都建有妈祖庙，有数十座，并成立了信仰组织“妈祖会”。(以上摘自中国广播网)

　　新加坡：天福宫。马来西亚：大黑山旅游有30多座，马六甲的青云亭(创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最为著名。

　　朝鲜、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挪威、丹麦、法国巴黎、加拿大、美国檀香山、旧金山、墨西哥、巴西、新西兰、非洲等地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

　　妈祖作为海洋文化的结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滨海地区中国民众的一种精神成果和心灵依托，她庇护与鼓舞着沿海居民，促进了我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一些重要港口的兴起和发展，我国很多港口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妈祖崇拜密切相连，如宋代的四大市舶司华亭、杭州、泉州和广州都是与妈祖庙建在一起的；山东的烟台、青岛由荒凉的小渔村变成重要的港口城市，马祖文化也在悄然之间融入了这个过程。

　　妈祖还促进了中外关系的发展，例如前面提到出使高丽的宋使，还有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等等，他们都是以妈祖为精神支柱，战胜了海上的惊涛骇浪，克服了重重困难而圆满达到出使目的的.

　　妈祖作为正义之神还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着我们多次打败外国侵略者。明朝的沈有容把荷兰殖民者赶出澎湖，郑成功顺利进入台湾等，无不是借助了妈祖信仰的神奇力量。

　　妈祖既不是伟人，也不是圣人；不是什么大思想家，也不是大学问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妈祖文化，主要是她身上体现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湄州妈祖董事会的周今炎曾经说：“妈祖虽然只是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一位女子，但她的精神永存。这种精神现在已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华人的桥梁。所以妈祖又被称为‘和平女神’。”可以说是概括了妈祖精神的重要意义

　　如今，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妈祖信仰，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了更好的与全世界的妈祖信徒交流，为了更好的促进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联系以及更好的团结世界各地的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经过多数妈祖文化机构的协商，2004年10月31日成立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协会的地址选在了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州。它的成立标志着妈祖文化正式被纳入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范畴，它将对发挥妈祖文化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更好的把妈祖文化发扬光大。

　　妈祖崇拜在山东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与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特色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山东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传播主要是在烟台地区，这与该地区的人文与地理特点有关，也与妈祖文化的特点有关。

　　山东地区的烟台是中国古代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的地方传统文化。

　　2000多年前，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皇帝、陶醉于灭六国、定天下功名之中的秦始皇，企盼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永享富贵，于是命令方士徐福率领五百名童男童女去往山东半岛，在这里东渡出海，为自己寻找永驻人间的灵丹妙药。身负重任的徐福和他的部下义无反顾，但却在东海之滨一去不复返，杳无了音讯，给后世和后人留下了无法解答的疑问和无极限的想象空间。

　　自徐福东渡开始，烟台就和神仙产生了不解之缘，而神出鬼没、美丽而又缥缈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更给烟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例如蓬莱、方丈、瀛洲等三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居住过的地方，也是令人神往的仙境之地。关于蓬莱三岛的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的由来有很大的成分与海市蜃楼的景象有关。今天的蓬莱阁是我国重要的旅游胜地，它巍峨壮丽，曾经吸引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在这里可以看见丹崖拔海而起，云雾缭绕，正好与茫茫碧水交相成辉；登阁远眺，心情豁然开朗，真有超凡脱俗之感。传说，铁拐李、汉中离等八仙曾在蓬莱阁饮酒，小钦岛旅游攻略酒后乘着酒兴萌生了到海上一游的念头。八位神仙都有专修，各显其能，在东海中畅游，今天的成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从这里来的。

　　除了八仙文化之外，其他宗教在这里也很有市场，无论颇具世界意义的佛教，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烟台地区浓厚的宗教氛围、良好的文化积淀，为妈祖文化在此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外，胶东地区海岸线有2500余公里，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也大多从事捕鱼业和航海运输业，对外贸易比较发达。而妈祖文化做为一种海神信仰文化在胶东地区传播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朝的时候，妈祖文化就已经由妈祖的家乡湄洲岛来到了胶东沿海地区，胶东地区的第一次崇尚妈祖高潮是在元定都大都之后。那时元朝实行的漕运由泉州进长江口，沿我国东部海域，最后进入天津河到达大都。当时的胶东地区的成山角和登州是漕运的必经之地。过往船只经常在这些地区避风和补给养，并登陆上香祈求平安。最后他们干脆就在这里立妈祖分灵庙。当地渔民船员也受其熏陶和影响，他们在出海前后也要祈求妈祖保佑，进而成为当地的一种习。这些地区的妈祖文化开始兴起，祭拜龙王的人越来越少；与之相反，崇信妈祖的人是越来越多。与妈祖信仰紧密联系的妈祖庙在烟台地区也就开始陆续的出现，如芝罘湾畔、长山岛等都有分布。整个烟台地区的妈祖庙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有三处：一是长岛的显应宫；二是蓬莱阁的妈祖庙；三是烟台天后行宫。

　　长山列岛又称沙门岛、庙岛群岛，顾名思义，我们自然而然的想象到这里的庙宇之多了。在长山岛的大大小小的三十多个岛屿中，我们不一定能看见有人在上面居住，但是一定能看见妈祖庙。

　　长岛县的庙岛显应宫是我国北方建造最早、影响最大的妈祖庙，几百年以来这里香火不断、香客不绝，因此被称之为“北方第一海神宅院”。它座落于庙岛的北部，东西两面面向大海，南北两面靠着山，周围有很多小岛众星捧月般的拱卫着它。显应宫始建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最初的时候只有三间草房，是做为沙门岛(庙岛古称)佛院用的。元朝建立以后定都大都(今北京)，由于此时我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为了解决大都的粮食问题，元政府开通了从江南至大都的漕运，于是海运业也就日渐繁荣起来。沙门岛又是当时从江南到大都的海上漕运的必经之地，漕运船只船经常在此停泊避风休整。因为很多船夫都是福建人，所以他们就在岛上修建了妈祖祠来祈求妈祖，保佑他们在航海过程中能够风平浪静。斗转星移，拜奉妈祖也就慢慢成了当地的一种习俗了。

　　真正意义上的妈祖庙的兴建是在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前后，当时的闽浙船民出资把佛院改为海神娘娘庙，以用来专门拜奉海神妈祖，他们将原来的屋宇殿堂加以扩建整修，建成了当时北方沿海地区的第一座妈祖庙。到了明代，随着沿海航海业的发展和南北方贸易的扩大，信奉妈祖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就带来了显应宫香火的隆盛和声名的远扬。实际上显应宫已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沿海地区传播妈祖信仰与文化的主要基地，近则黄渤海沿岸，远至朝鲜和日本都受其影响。明崇祯时期是长岛妈祖庙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他曾下诏立官庙，对妈祖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御赐匾额“显应宫”。此后又经过清代康熙、乾隆、道光等时期的扩建，长岛妈祖庙的规模比原来更大，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包括外、中、前、后四院，以显应宫主体建筑为主，三元宫、关帝庙、龙王庙等八大庙宇为辅的建筑群，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岛县也多次对庙岛显应宫进行了维修和改造，显应宫的原貌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眼前。

　　烟台的蓬莱是中国北方妈祖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播核心。众所周知，妈祖信仰的传播分为南北两个中心，南方以妈祖的故乡福建省湄州岛为源头，北方则以长岛、蓬莱为核心向周围地区辐射。蓬莱阁的妈祖庙大约建于北宋崇宁年间，当时称灵祥宫，它也是山东沿海和整个北方地区最早、最大的妈祖庙之一。蓬莱在古代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妈祖文化也毫无例外的扩展到了蓬莱。到宋朝的时候，登州港就已成为传播北方妈祖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以此为中心向华北、东北乃至东北亚、北美洲地区传播。

　　烟台福建会馆是闽人北上的见证，也是妈祖驻足烟台的载体。

　　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1958年改名为烟台博物馆，门外有郭沫若先生于1964年亲笔题写的额匾“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烟台福建会馆位于烟台市中心毓岚街2号。因为福建商人多信仰妈祖，福建会馆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他们在烟台祭祀妈祖的重要场所了，同时它也是一个行会组织开会议事的场所。现在会馆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妈祖的庆典活动，以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会馆还经常举办《胶东原始时代》、《历史文物陈列》等文物展览活动，它已成为人们学习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

　　福建会馆在在近代烟台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近代烟台的地位、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1856年至1860年，英国与法国为了全面打开中国市场，联合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等列强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的签定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但也给烟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天津条约》中，烟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烟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一个小渔村一跃而成为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一时间各路商业和航海运输业为主的商业巨头开始蜂拥而至，烟台从此开始了近代的经济繁荣。在南来北往的贸易交往中，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和福建之间的贸易交流尤其频繁，许多福建籍的商贾往来穿梭，甚至驻足于烟台，为了业务上的方便，同时也是为了联络乡谊，亲近乡情，福建商人和船帮希望在烟台场所和根据地。

　　在近代出现了为身在异乡的同乡同业的人提供帮助和方便的组织，我们一般称之为同乡会。随着近代烟台的作为沿海港口城市的崛起，和其他地方一样，在烟台也形成了一些同乡会，例如河北同乡会、潮州会馆、宁波会馆、益都同乡会、海阳同乡会、栖霞同乡会、济南同乡会、三江同乡会等等。这些会馆或同乡会的出现是近代烟台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他们的建立又带动、促进了烟台经济文化的发展。最早在烟台建立的是潮州会馆，它建于1867年，遗址在今天的市府街东方电子集团处。这些会馆或同乡会的出现是近代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表现，同时他们的出现也带动、促进了烟台经济文化的发展。

　　潮州会馆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来烟台经商的福建人；又因为他们觉得烟台是块风水宝地，因为他们往来于烟台芝罘港湾的途中，曾经在这避风获救。因此他们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筹划修建福建会馆，并希望会馆具有家乡建筑的风格,在福建采集原料、加工制作,再用船运到烟台由福建工匠组装，这样修建起来的会馆可以让在烟台的福建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经协商，负责这一工程的是一位福建同化人，他就是叶庭铭的父亲。他原本计划把会馆建在奇山所以西,但种种原因迫使他不能最终作出决定。于是便让他儿子叶庭铭接替他，由叶庭铭在烟台负责选址；而他则在福建专门负责精选、采集建筑材料，组织能工巧匠在当地雕琢、彩绘，然后装船运输等工作。

　　 叶庭铭到达烟台后,把馆址最终定在奇山所西北的地方。这项工程在当时非常巨大，被称作“鲁东第一工程”。福建会馆实际上是有两部分组成的：福建会馆和天后行宫。它从清光绪10年(1884年)奠基开工,到清光绪32年(1906年)竣工, 历时22年之久。福建商人为了修建这个会馆，在运输材料的过程中到底动用了多少帆船，到底遭遇过多少狂涛怒浪，到底有多少帆船失事，到底有多少船员葬身大海，我们从书面记载上已经很难查出来。据叶庭铭的后人回忆说：一个船队多达30到40艘，此外，凡从泉州来烟台的商船,在承载南货的同时,也承载一些建筑材料。经过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一座具有闽南特色的建筑终于矗立在了烟台。

　　会馆建成以后，叶庭铭就把家安到了烟台，并被推选为福建同乡会会长,负责管理福建会馆的工作。叶庭铭本想继续扩建会馆，但是由于兵慌马乱的时局等种种原因而没能实施。他的四个儿子,老大永清、老二永茂住在自己的家乡——福建同化,老三永昌、老四永甫则跟随父居住在烟台。叶庭铭老先生去世以后,永昌、永甫兄弟俩负责管理福建会馆。直到1954年,福建会馆连同馆内全部陈设和相关文物被完整地移交给烟台市政府。福建会馆戏台石柱上有副楹联:“从英里航路通来,揭耳鼓闻韶,是真邹鲁海滨何分乐界;把二十世纪国魂唤起,放眼帘阅史,直等衣冠优孟同上舞台。” 正好反映了叶家的情况。叶家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可以说他们早已是烟台的“坐地户”了八百。在建设和管理福建会馆的过程中，叶家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会馆修建的美伦美奂，结构典雅，雕饰精美，具有很强的闽南建筑的特色，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主要由山门、大殿、后殿、戏楼和东西廊庑五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这五部分基本上是沿南北中轴线排列，结构对称，井然有序。                              

　　山门应该是整个建筑中的精华部分，它气势庞大，雕饰华丽，汇集建筑、雕刻、绘画等多种艺术于一身。据统计，木石雕刻各种人物共474个，鸟兽404只，花卉297幅。有人说它是我国木石雕刻的博物馆，一点也不为过。木雕人物故事主要是取材于我国古代的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和其他故事传说，象“关云长义释曹操”、 “闻仲大战西歧”等故事在这里都能看到。石雕部分主要是采用了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方法，选择的题材以突出忠君爱国、廉孝节义等封建传统道德为主，如“苏武牧羊”、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等历史故事。山门下面是两根盘龙石柱，所刻龙目、龙须、龙爪、龙尾以及鳞片，都是异常精致，惟妙惟肖，活龙活现。在青石柱础上刻着蟹、虾、乌贼、蟾蜍等多种动物，其含义是代表大海。

　　烟台市政府近几年与有关部门合作对会馆附近的环境进行了整治，同时对内部条件也进行了改善，新修建的福建会馆广场有8000平方米，福建会馆因为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幽雅的环境，成为烟台市区主要旅游场所和对外窗口单位，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

　　现在妈祖文化与烟台当地的民俗特点相结合，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烟台妈祖文化。

　　在祭拜形式上是花样繁多。有的大帆船中设有香堂，在船上进行供奉；更热闹的是举行的庙会。每年的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妈祖林默生日)、七月七都要举行大型的庙会，在这期间人们要放鞭炮，进供品，唱愿戏等等。

　　在祭拜时间上，除了上面的固定的举行庙会的日子以外，还有即时性的。出海作业的前后以及在海上遇险的时候都要祈祷娘娘保佑平安等。而那些化险为夷的人们都要入庙敬献愿品。愿品主要是一些水果、食物、丝绸以及猪头三牲等。在妈祖庙内有一个杀猪台，有的船家发了大财以后，都要准备好一头上等的大肥猪，就在杀猪台上将猪现场杀掉，从而把它作为愿品。一些逢凶化吉的人还要献愿船。所谓的愿船就是仿照自己的船的形状根据一定的比例做成船模放入庙里，希望妈祖能保佑这艘船平安无事，大吉大利。例如长岛的显应宫中就藏有三百多艘历朝历代的愿船。"娘娘救助神船"是其中最大的一条船，它长八尺、宽三尺，呈扁平型，据说是宋朝时候有人献入庙内的。这些愿船为研究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特点、航海运输业的发展情况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至于愿戏，也就是专门为海神娘娘所演的戏。正因为如此，无论台下有没有观众，观众多少，演戏者都要非常的认真表演并要把戏演完，不能半途而废。演戏的戏楼也要直接面对娘娘的神象，通常是坐南朝北。愿戏是由船家出钱雇演的。船家可以直接花钱雇戏班来演，也可以委托别人雇演。委托别人雇演的形式一般是：船家把钱交给庙内的管事，再由庙内的管事于庙会期间雇戏班演出。献愿戏的人，还要标明戏班的名号，所演出的剧目名称等等。凡是入庙还愿的人，都要将还愿的起因、时间、所用物品、祝福等说明清楚，庙内的管事负责为他们代写愿薄。

　　妈祖文化在烟台的扎根有利于两省人民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加深了山东和福建人民之间的友谊。例如我国著名的作家冰心，她一听说烟台人来了都是异常兴奋，热情招待，这不仅是因为她曾经在烟台住过，更是因为烟台是她的一个“灵魂的故乡”。冰心是福建人，小时候随父亲在烟台居住，她经常去福建会馆，她经常在会馆里看戏，看虔诚的人们来这里还愿。烟台的福建会馆给冰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自言进入了会馆仿佛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乡，会馆经常勾起她浓浓的乡情。她从小就听说了关于妈祖的许多故事传说，知道会馆里面供奉的妈祖是来自她的家乡，因此非常尊敬这位“海神娘娘”，并亲切的称她为“妈祖奶奶”，妈祖的宽厚善良的品德早已印在冰心的心里。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妈祖文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烟台当地的文化。再加上前面的闽南特色的建筑，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已经在烟台当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烟台的妈祖信仰也有利于烟台与台湾的贸易往来，因为台湾人大多信仰妈祖，同样的信仰可以让那些异地他帮的人们在这里找到归依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烟台投资经商洽谈业务，应该充分发挥妈祖这个招牌，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家和商人来烟台，加强两地之间的联系。

　　应该说妈祖文化不仅给烟台人民带来了平安，更给烟台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

　　八仙是自古以来我国民众信仰的重要神仙团体，由张果老、韩湘子、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铁拐李、曹国舅和蓝采和等八位仙人组成。关于八仙的传说，散见于唐宋，组合于金元，兴盛于明清，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与附会，围绕着八仙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仙文化是在许多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升华、附会而成的，在中国民众之中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与民族精神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为多数人民所信奉”的特质是相一致的。八仙是神，神仙原为虚幻的想象之物，不是混沌，就是模糊，而且彼此之间往往也缺乏具体的区别,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超凡特异，具有人所不可企及的一面。但同时，八仙的自身以及其周边，又与世俗和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幻得遥不可及。但在八仙故事中，八位仙人却形态生动，并特色鲜明。老幼皆有，男女兼备，贫贱共融，既有文弱儒雅的书生，也有威武雄浑的将士，既有经多见广的垂垂老者，也有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有的贵为皇亲国舅，有的贫为一无所有的乞丐。老推张果老，少数蓝采和，贵有曹国舅，贫如铁拐李，书生则吕岩，武士则钟离权。韩湘子的潇洒，何仙姑的美丽。可以说，八位神仙就是交织着富贵与贫贱、尊长与幼弱、儒雅与骠悍、美丽与粗俗，男人与女人的世俗世界的一个缩影，人群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不仅如此，八仙中的多位，甚至并不能算作传说中的人物，而就是世俗社会的一分子。钟离权，号称为汉朝大将，曾代表汉人与吐蕃作战。吕洞宾，唐代人，来踪明晰，据称为唐京兆府(今陕西省长安县)人，并曾以进士授县令。韩湘子，则被考证出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后人，为韩愈的侄孙，并谓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著名诗句，就是为这位侄孙而作的。而曹国舅，则被认定为宋仁宗朝之大国舅。包括张果老，据《唐书》记载，也是确有其人，本是民间的江湖术士，因道行出众，还曾屡被唐朝的太宗、高宗、前承后继地征召过。即便是那些未能与具体的朝代和历史人物建立起某种瓜葛的神仙，如铁拐李等人，围绕在他们身上的如“倒骑驴”的故事，他们经常出没人间，除暴安良、济世助人的所作所为，虽曲折离奇，诙谐荒诞，却无不是社会各阶层人民意志和心态的写照，同样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可以这样认为，八仙故事的广为流传和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根植于民族土壤，来自于民众，贴近生活，所以八仙自唐代以后，一直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和文化生活有着持久并深刻的影响。道教宫观中多有八仙的神像，至于我国传统文学、戏剧、绘画、雕塑以及工艺美术作品中以八仙为题材的例证，则更是举不胜举。同时，人们在对八仙故事的接受和传说中，也不断地添加进了自己的识见、猜测、甚至以自己的臆度去有意识地补充和改造原来的故事，因而使得故事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离奇，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故事。民众既是八仙的创造者，也是保持其鲜活和生命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故事形成过程的久长和传播的宽泛，是八仙文化的又一个特点。

　　八仙这个神仙群体是由各个独立的仙话组合而成的，即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也不属于同一个阶层。清代史学家赵翼，做过一首题八仙图的轴诗，其序中有云：所谓八仙，是“把他多少古仙人，乱点鸳鸯集冠帔”，而且也认为八仙故事流传久远，承认“戏本所演八仙，不知起于何时”，并推断，“前明已有之，该演自元时也”。其实，关于八仙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据大量的资料考证，八仙中个别仙道故事的出现，大约早在唐代就开始了，从那时开始，经过五代、两宋和元朝的丰富与传杨，至明代，有关的传说基本固定为八位神仙，到明朝中晚期，以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的问世为标志，八仙传说最终定型成熟。这里赵翼关于八仙出现时间的推断虽然太保守了一些，但他关于八仙传说是“把他多少古仙人，乱点鸳鸯集冠帔”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八仙故事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被人们不断地补充、加工、提炼、完善而成的，是中国社会、中国人群长久的追求与普同性向往的写照。

　　八仙人物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八仙传说作为人民群众信念与理想的寄托，从文化意义上说，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八仙文化中传达着一种追求自由，向往平等的思想。八位仙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按世俗的标准衡量，在地位上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但他们不仅走到了一起，而且关系密切，水乳交融。这个群体的组合，本身就是对平等观念的诠释与体现。尤其是何仙姑作为女性跻身于八仙的行列，更是对当时封建时代男尊女卑观念的挑战，和对男女平等境界的向往。而被几位仙人挥洒到极至的那种不畏权贵、不弃贫贱、不慕名利、不拘礼教的天马行空的做派，则是中华民族追逐自由、平等精神的生动写照。其次，八仙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扶贫救弱、除暴安良的良善之心与正义之感。八位神仙无论是钟离权的度人成仙，还是吕洞宾的醉酒行侠；不管是蓝采和的踏歌讽世，还是曹国舅的悔罪修道；是铁拐李的行乞济人，还是何仙姑的预知祸福，虽然他们每个人的方法不同，风格各异，但尽自己的所能为世界、为他人、为社会增添温情、却除苦难和灾害的目的却是八仙群体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热切盼望，也是广大民众向善求真精神在由他们所创造的神灵身上的一种表现。第三，八仙文化表达着一种不畏艰险、勇猛顽强的奋斗精神。八仙传说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相传北宋建隆年间，沙门岛(今庙岛)是朝廷囚禁犯人的地方，从建隆三年开始，凡军人犯了法，都发配沙门岛。这样年复一年，岛上犯人越来越多。但朝廷每年只拨给全岛三百人的口粮，所以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后来，沙门岛看守头目李庆便想了个狠毒办法：当犯人超过三百时，便将其中一些捆住手脚，扔进海里淹死，使岛上犯人总是保持在三百人内，如此被杀的，两年内就达七百余人，为了活命，犯人们经常跳海凫水逃命，但绝大部分都被激浪吞没，一次，有五十多名囚犯得到即将被杀的消息，便趁着天晴月朗，避开看守，抱着葫芦、木头跳入海中，往蓬莱山方向游去。从沙门岛到蓬莱约三十里之遥，途中多数犯人体力不支淹死水中，只剩下八名身怀武功、体格健壮的善游者，借着水流游到了岸边，在蓬莱城北丹崖山下的狮子洞内躲了起来。第二天，渔民发现了他们，当闻知八人从沙门岛游水越海而来，无不惊奇万分，把他们称作“神人”，此事便在民间传开了，并且越传越神，他们被传称为“八仙”，演变成今天“八仙过海”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甘灭绝，死里逃生的故事，也是一个不畏艰险、奋勇进取的故事，更是一种执著奋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写照。第四，八仙文化中弥漫着一股天马行空、超越自然的浪漫幻想情怀。传说中的八仙大多出身不凡、经历神秘。据称，钟离权生时有“异光数丈，状若烈火”，而其相貌则被描绘为“顶圆额广，耳厚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传说其出生“第七日越而有声曰：身游紫府，名书玉京”(1)吕洞宾生时据说也“异香满室，天乐浮空”，并有“一白鹤自天飞下，竟入帐中”(2)。其他如张果老也被说成法术无边，能起死回生(3)。何仙姑不仅有食桃而不饥的特殊功能，而且有“洞知人事休咎”神奇法力。至于韩湘子，则由美女转身为鹤儿，再得点化而投胎韩家的传说附会而成。这些有关八仙出身和本我的传说，已经扑朔迷离，夹带着许多缥缈虚幻的色彩，至于怀绕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他们驾雾腾云、潜行江海、上造天阶、五洋捉鳖、潇洒飘逸、呼风唤雨、随方显化、广度有缘的种种彰显之神迹，如能让老妇白发变黑、形容变少的神奇，能将污泥揉成良金、让死鱼复活的法力，可以让愚者智化、叫贫者富足的美妙，以及所有有关八仙祁福延寿的种种传说，则更将他们装扮成中华民族浪漫飘逸的民族精神的化身，成为诠释我们民族浪漫情怀的重要载体。第五，八仙文化还蕴含着我们民族精神中那种整体和谐、融会贯通的传统。在中华文化史上，儒、释、道三家的合流并存一直是一种主流。千百年来，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在与外来的佛教以及同样诞生在本土的道教思想的不间断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仔细审视和梳理八仙成员和有关他们的传说，我们会发现，附着在这一文化群体和现象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同样是多元并存和立体交叉的。作为道教尊奉的神祖，八仙有着典型的道教味道。道教神仙思想的根本在于追求人之生命的永恒，长生不老即可成仙，成为美妙的神仙世界中的一员，八仙既然已经有神仙之称，说明他们达到了长生永恒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不是按照一定的几率凭空降临的，是每个人苦八苦修炼、孜孜以求才会出现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断，八位仙人是道家说教的附庸者和获得者。同时，由于自汉魏时期佛教即已传入我国，并在神灵和世俗两个世界中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如此，佛祖的影子也在八仙身上显现着他的灵光。譬如佛教提倡轮回说，认为人生有来世，死后可以转生。道教受其影响，不再一味地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倡言加强修炼，争取死后再成仙。道教理念的这一改变折射到八仙身上，就是自救与救人的分量在成仙条件中的重新分配，于是，我们看到，八仙身上增加了许多人性的色彩，同时淡化了一些神秘的成分。如在宋代以后形成的吕洞宾信仰中，其内丹理论就明显地掺入了佛教禅宗思想，认为修炼内丹也就是降服心猿意马，将成道与成仙合二为一。在修炼的方法上，据八仙的有关传说，钟离权、吕洞宾一般都是采取点化、顿悟的方式来实现超度的的。如钟离权度脱吕洞宾时，即授以仙枕，使吕在梦中“升沉万太，荣悴千端”，恍然醒来，发现身犹卧肆中，黄粱犹未煮熟，吕洞宾于是对人生有所醒悟，开始出家学道。对蓝采和的超度，钟离权所用的方法与度脱吕洞宾是一样的，也是在让后者遍历人间险恶之后，使其对人生有所感悟，从而自觉走上学道之路的。八仙中流行的这种度脱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自省”、“顿悟”可谓如出一辙。另外，八仙还有着积极入世的倾向，关注人世、关怀民生，热衷于对人们现实苦难的慰籍与拯救，八仙的这一行为特点，无疑又与儒学走到了一起。其实在我国明清以后，八仙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三教并奉的的神灵。明中叶，有一出教作《降丹犀三圣庆长生》的杂剧，其中的人物就有汉钟离，他一上场，就有一段独白：“发短髯长本自然，半为罗汉半为仙。胸中自有吾夫子，到底三家总一天”(1)。在这里，佛徒的短发，道士的长髯，还有心中的孔子，都集中到了钟离权一个人的身上，八仙作为三教合一神灵的事实已经不言而喻了。在《吕祖全书》的描述中，八仙的另一位人物吕洞宾同样也是既有儒家的身世，又具备道家的法术，同时又不乏对佛理的精通，被称为“玄元广法天尊，圆通文尼”的“三教宗师”(2)。文化的汇通与融合是我们民族精神博大精深的源泉与基础，八仙文化对这一点的认同与实践，既是其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佐证，也是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民众基础的原因之一。

　　从地域方位上来讲，八仙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华夏各地，其中尤以与胶东半岛的关系最为密切，不仅八仙传说中最有代表性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在蓬莱，在半岛的其他地方，八仙的故事，尤其是有关钟离权和吕洞宾的传说，也是一样的脍炙人口，崂山、昆嵛山，都有八仙的遗迹。八仙文化与胶东半岛的这种源渊并非没有道理，这与胶东地区较为特殊的人文与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仔细分析起来，大概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胶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吻合了八仙文化的格调与风格。

　　胶东半岛地处祖国陆地的边缘，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属于遥远迷离的天涯海角。这里三面环水，海天明灭，雾气缭绕，天气变幻无穷，海岛迷茫依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滨海民众赖以生存的渔业与航海，对于绝大部分以农耕为生的国人来说，也不乏新奇与刺激，容易引发人们的遐思与联想。另外，中国还是一个与“水”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度，许是因为农业与灌溉的密不可分吧，从遥远的史前传说始，中华民族便与水结下了解不开的渊源，其中当然不乏人水合谐的欢欣，但流传更久的还是人水相斗的悲壮。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八仙过海，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隐含着一腔中国民族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期盼与向往。八仙作为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本土宗教文化，其一定不会脱离民众的情怀，社会的期待，所以八仙文化在胶东的驻足，也许与这里的水天世界不无关系。

　　2、 浓郁的仙道、仙气，迎合了八仙文化的风骨与内涵。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其生成和流传与社会的文化潜意识和民众的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被烟波无际的海洋和奇妙虚幻的海市蜃楼所笼罩着，并在商贾交往中经多识广的胶东半岛的先民，本就更具奇思幻想的基因。再加上自春秋战国时期，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到后来的秦始皇，再到后来的汉武帝，几代君王前承后继地将对仙境的追求和成仙的热望寄托到了胶东这方土地上，尤其是秦始皇，或者亲自前往，或者遣使代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对东海之滨的向往与追求，终于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行为将胶东半岛大造成为一块仙道出没的地方。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太清宫、太平宫、上清宫，洪崖先生、麻姑、于吉、寇谦之，仙山、仙人、仙宫在胶东半岛比比皆是，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胶东民众更为浓厚的仙道情怀，这样的人文环境，无疑为八仙文化的落户此地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3、全真道在胶东半岛的兴起，对八仙文化在此地的倡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八仙传说的源头虽然早于全真道的问世，但其作为一支文化的成熟与定型，尤其是与胶东半岛结下深刻的渊源，却是在明朝以后，这个阶段的到来和这是时间的出现，与元代兴起于胶东半岛的全真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已提及，宗教的创立

　　与传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创建活动，也存在着异种之间的较量与竞争，在与一神

　　教崇拜的竞争中，抬出一个群体偶像，无异于首先在形式上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优势。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以及后来的丘处机无不深谙此道，极力在八仙原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附会、言说，并以自己的所在地胶东半岛作为了将八仙传说发扬光大的平台，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双赢的结果，全真道借八仙的灵气得以迅速发展，八仙呢，也赖全真道而得以完善、广播，并与胶东半岛有了脱不开的干系。